敦煌石窟，其营建上迄十六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五个庙等在内的石窟壁面上保存着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的乐舞图像。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一部分与古代乐舞相关的记载，包括乐舞机构、音声人、乐舞活动、乐谱、舞谱等。除此之外，在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和敦煌画稿中也有乐舞图像出现。因此，敦煌乐舞通常包括上述两个部分，即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图像和敦煌文献中与乐舞相关的记载。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从材料看，敦煌乐舞涉及与石窟相关的图像和文献。从内容看，不论敦煌壁画还是敦煌文献，均有对音乐、舞蹈的直接反映，而且与敦煌乐舞相关的图像和文字多具有乐舞结合呈现的特点。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如壁画所绘的乐伎和舞伎通常以奏乐和起舞的形式出现在同一场景之中，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也有“州府伎乐队舞，临时随州府现有，排比一切，像出军迎候”的记载。因此，“乐舞合‘壁’，图文纵横”是对敦煌乐舞最简要和基本的概括。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
敦煌石窟乐舞图像的丰富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根据目前的调查和统计，现存敦煌石窟中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共计373个，包括莫高窟327个、西千佛洞10个、榆林窟31个、东千佛洞3个、五个庙2个。其中菩萨乐伎与舞伎组成的乐舞组合300余组、飞天乐伎4000余身、天宫乐伎600余身、迦陵频伽乐伎400余身、化生乐伎200余身、壸门乐伎400余身、世俗乐伎100余身，所绘乐器共计7000余件。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就乐舞图像而言，敦煌石窟留下了巨量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挖。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金光华李亚鹤发现，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