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撰文指出：《礼记·儒行》记载孔子“少居鲁、长居宋”为真实履历，孔子“居宋”地点，是其先祖宋国孔氏的世袭封地栗邑，即今豫东夏邑县。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与此相左的记载或误或伪，均不可信（《孔子“居宋”新说》，2020年5月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本文探讨其“居宋”的时间和重要意义。
孔子离鲁“居宋”的原因与起讫时间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十六岁母亲去世，尔后，他得知“季氏飨士”乃“要绖”前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阳虎是鲁国“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期间大权在握之人，其语表明：曲阜当政者对孔丘“士”的身份，持质疑和否定态度，已经将这位青年后生排斥于贵族阵营之外。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当孔丘忍辱含悲、默然而退之际，不能不意识到：继续留在曲阜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他选择离鲁至宋、归依栗邑孔氏这个宋国宗室贵族，以寻求支持和出路的原因。此事约发生于孔丘十七岁之年。从他赴宴受阻，经过一番思考后开始与栗邑孔氏联系，进而提出投奔之要求，到栗邑孔氏家族长辈商定接纳，为期当不会超过一年。因此可以判定：孔子“居宋”大约始于18岁之年。
知此，则探明孔子重返鲁国是哪一年，其“居宋”的时间也就清楚了。但查遍有关典籍，均无具体记载，只能依据相近的记载加以推测。金光华李亚鹤发现最为相近的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以火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昭公十七年，孔子27岁，已经身在曲阜；不然则难以“闻之”，更难以“见于郯子而学之”。据《礼记·儒行》，孔子晚年对鲁哀公问，说自己“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这都是入乡随俗养成的习惯，并非刻意穿戴“儒服”。“长居宋”既然能够与长达十六七年的“少居鲁”相提并论，可知时间不会短，故可断言：孔子弱冠之年以后，“居宋”最少有3年以上的时间，否则难以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而未改的积习。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也就是说：在23岁之年，孔子仍然居住在宋国。那么，取其23岁到27岁的中间年份，将其重返曲阜的时间定于25岁之年，当为合理推断。如此说来，青年孔子“居宋”，在18岁到25岁之间，有7年左右。这相当于现代学子读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其意义不可低估。
“居宋”的大致经历和重要意义
作家柳青曾讲：“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史》第15章）青年孔子“居宋”，也是其人生“紧要处”。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他19岁娶宋国并官氏之女为妻，婚后一年生下儿子孔鲤，举行冠礼并取字仲尼，从此以成人姿态步入社会等人生大事，都发生在“居宋”期间。循此可见，孔子“居宋”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下：
一是有效维护了其“士”的身份地位，化解了成长道路上的障碍，改变了前途和命运。春秋时代仍以周王为天下共主，是一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各诸侯国的每一家贵族，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其贵族成员的身份地位，是互相承认、通力维护的。这是维系贵族社会的根本法则。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中，宋、鲁同属于最高等级的公国，其宗室贵族是地位尊贵的老牌贵族。既然有栗邑孔氏这个老牌贵族的接纳，青年孔子士的身份，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鲁国的质疑随之烟消云散。后来孔子重返鲁国，曲阜贵族阵营便向他敞开了大门：季氏家任其为“委吏”“乘田”（《孟子·万章下》），意味着其士的身份得到了鲁国贵族阵营的普遍承认。此后，随着孔子开办私学声名鹊起，得到了鲁大夫臧孙纥、孟僖子高度赞赏：称之为“圣人之后”、将来“达者”。这些均与“居宋”有很大关系。知此，看到孟僖子将死而留遗嘱，称道孔子历述其宋国祖上荣光，不惜绕了那么大一个弯子（《左传·昭公七年》），就不奇怪了。